1958年，許倬云在芝加哥旅途中。（作者供圖/圖）

(資料圖)

在芝加哥大學校園，有其他大學很少見的現象：兩三位學者一起,可以組織一個相當專門的項目，他們自己找經費或學校貼經費做獨立研究，還有授予博士學位的資格。兩個所的名字可以類似，但研究的內容可能完全相反：這也是“百花齊放”。因為學生在課外見面，也彼此辯論，碰撞出思想火花。

我住的地方是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神學院處于學校正當中。原因在于，芝加哥大學是在神學院附近逐漸發展出來，一棟棟的校舍出現，都圍著神學院。神學院一走出來是58街，對門就是東方研究所，向右一轉就走到校總部的辦公樓，向左一轉就是圖書館。芝加哥神學院，是在多教派里保持中立的狀態。這里不僅有基督教各種宗派的教士，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尚、道士都可以在這里研究神學，抬杠是處處都有。宿舍里面的休息室，大概有五套沙發，每套沙發都是四五張圍在一起，經常有小型討論會。真正的討論會，往往在洗澡間里舉行——一面擦干身體一面不斷討論，經常討論著身體就自己干了，以至于辯論到一兩點甚至到天亮。

這種隨機教育躲都躲不開，所以我受他們“抬杠”的影響，對神學特別有興趣。我就莫名其妙被拖進了一個范圍：一方面，究竟馬克斯·韋伯討論什么東西？有很多人講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我很懷疑他們真正看過韋伯理論沒有。比如，講到“儒商”現象是資本主義的開始，就是如此一個例證。

我對韋伯的理論，有過兩個機遇：一個是聽彼得·布勞(Peter Blau)講韋伯的“專業精神”這一課題，他就討論國家起源里面，知識分子轉變到社會的管理階層中間，是怎么樣的轉變；哪種知識分子能轉變，哪種知識分子不能轉變。這個課題的討論，非常細致，實際上是韋伯很注重的一點，因為新教革命重要的一點就是將羅馬的教廷推翻，改成民族國家。平常我們講改造民族國家，注重的是民族，可是彼得·布勞注重的是國家。我就將他和顧立雅兩個人注重的事情拉在一起，我告訴顧立雅彼得·布勞在講這個課。顧立雅第一次找我喝咖啡，是三個人一起喝，后來他們兩個經常自己討論問題，有時把我拖到一起來討論。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等于是彼得·布勞做了一個導讀，讓我理解韋伯究竟在討論什么，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界類、分別：知識分子是業余的，還是專業的？知識分子是有使命的，還是游離的？美國現在的知識分子是游離的，沒有自己的立場，沒有自己的園地，也就是沒有自己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是界定的，是整個國家文化體制所寄托的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后來寫文章，常常注意知識分子性質的問題，與這個機緣很有關系。

神學院里面有一位宗教學大宗師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他是住在法國的匈牙利人。他講“神圣”和“世俗”之間的界限，他在神學院里討論哪些是天、地、人之間的象征，哪些是善惡之間的象征，哪些是圣俗之間的象征。那時，他希望能閱讀道藏，但是讀不懂，所以讓我幫他讀——那個任務實在很苦：我的法文水平有限，一般性的閱讀可以，口語則完全不會。他的英文講的是匈牙利腔，所討論的又是非常抽象的東西，二人糾纏了三個月，居然也溝通下來了。我們兩個人討論的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將我后來處理文化問題里面的宗教部分，有了一些輪廓。這種機遇，很少有其他大學生能夠得到。我以這些事情，來講當年芝加哥大學學風的特殊性。米爾恰·伊利亞德的學生余國藩，后來成為芝加哥大學的講座教授，就以研究《西游記》成名，將其翻譯成為英文《Journey to the West》。可以想象，Eliade的宗教學研究分量有多重。所以，對于以上各種遭遇，我終生感念。

在芝加哥大學，五年中經歷五次外科大手術，矯正我肢體的殘廢。每年七個星期的假期，有三個星期住院。在病院里面看見生死存亡，看見無可救藥；看見俊美的少年走進醫院，卻在一塊白布蒙蓋之下被抬出去；看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只有五六歲這么大，心理長大了，人卻長不大那種痛苦；看見黑人孩子因為基因缺陷，得了病痛得死去活來，諸如此類的。春來秋去，季節轉換，我還在窗口看見對面窗上的藤蔓，從深綠色變成黃色，最后是一片紅色的葉子掉下來，年年如此。

這些刺激很深。那家醫院主要是看兒童小兒麻痹癥，有研究經費，所以我不用花錢就能住進去開刀——他們研究我，我是研究的對象。在那里碰到病人、醫生，看到的跡象，四面八方來的人，不同職業、不同項目，與他們談話、聊天，分擔他們的苦難。這使我懂得了美國各階層。很少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界限、沒有偏見，拿這些問題端到面前，彼此平等地談話。這就使得我理解他們的困難，理解他們的家庭情形。孩子看病是父母帶來的，父母不一定每個禮拜來看他們。看到我在旁邊，打個招呼，我與他們聊天，小孩在旁邊吃飯。

這給了我一個罕有的機會，深度地理解美國。在這種刺激之下，我投入了美國當時校區里面很活躍的民權活動，協助工會幫助南方來的黑人找到工作，幫助他們抵抗“工棍”與流氓的欺負。當時其實冒著生命危險，但我自己卻是毫無感覺。我和神學院的很多小牧師，在一起做這個事情，真的是抱著一腔正義。這也給我開啟了一個新的角度，看見美國真正的社會。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在書齋里、宿舍里，沒機會看見這些眾生相。

所以芝加哥大學的一段經歷，讓我終生難忘。我的經歷無法重演，無人可以重新經歷，太古怪、太離奇。當然，離奇、古怪之中，我是受益者。當時有些曾經在中國傳教的牧師，回到芝加哥還繼續幫助中國學生。尤其那位在山東傳教的美國女牧師，這位長者，每個星期必定來訪，問我需要什么，陪我聊聊天。另外有一位朋友，則是在醫院研究部做研究員的中國女生。她在病房同一樓的實驗室工作，將小老鼠解剖后培育細胞，做的是怎么樣將遺傳基因轉移至另一小老鼠身上。在醫院的飲食部，也有一位中國女生，她們二人經常輪流帶著食物，陪我在床邊共享中國餐點。這些交情令人至今難忘，我很感激。

錢存訓先生給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坐在圖書館里玻璃罩起來的小辦公室，幫學生找書。研究生到中文圖書館來，不知道找什么書、看哪個科目，我幫他們出主意：找哪本書看，在哪里，為什么看這本書……這也給我一個經驗，讓我接觸到不同的學生的需求。

（匹茲堡大學亞洲中心榮譽研究員馮俊文整理）

許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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