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沒有想到，今年春節檔最出圈的詞是“絕望的文盲”。而最近，因為上海戲劇學院關于高考文化課要求的新聞，“絕望的文盲”這個詞的熱度持續不減。
(資料圖片)
前段時間，從央視網批評幾位演員在采訪中腦袋空空、言之無物甚至出現常識性錯誤，再到某電影官博屢次出錯引發爭議，一場針對內娛從業人員文化水平的討論在網上吵得沸沸揚揚。雖然不少粉絲努力將此次聲討定性為“飯圈”爭吵，但其實也無法阻止“吃瓜群眾”對演員“沒文化”的不滿和吐槽，對他們來說，恐怕“苦內娛文盲久矣”。
也正因為此，2月18日，當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學生高考文化課須達一本線的消息在網上傳開時，網友們紛紛叫好。盡管隨后校方表示這一消息系誤讀，但演員的文化課成績、學歷背景顯然已成為觀眾期待解決“絕望的文盲”的一個焦點。
《喜劇之王》（1999）劇照。
在這番熱議中，人們希望考試競爭機制能淘汰掉“沒文化”的演員，并篩選出“有文化”的演員。確實，學歷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它掌握在較少人手中，高學歷也往往意味著更高的社會評價。學歷背后的考試競爭機制自然被當成杜絕“絕望的文盲”再次出現的不二法門。似乎，能通過激烈的考試、取得文化課高分和高學歷就必然意味著他們成為令人期待的、“有文化”的科班演員。這種期待可能終將落空。學歷與“有文化”的演員，二者并非必然關系。立“學霸人設”這一圈內時尚頻繁“塌方”，就是最簡單的例子。而像趙麗蓉“無高學歷但真有文化”的反例，也在呼應二者的關系。寄希望于學歷的期待，實際上也是一種“學歷崇拜”，而這種崇拜由來已久，把它視為解決“絕望的文盲”的方法也不過是社會歷史心理的某種延續。
撰文｜帕孜麗婭
“學歷崇拜”：一種淵源
對學歷的崇拜不分領域也不分國家，高學歷者普遍被認為掌握了更多知識與文化，也有更高的修養。但人類并非一開始就崇拜知識與文化的。對早期的人類而言，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王道。社會分工逐漸形成，腦力勞動的價值開始凸顯，這才使得知識成為一種受追捧的資源。
考試制度的推行使得讀書成為一種社會上升通道，“學而優則仕”便是真實寫照。如科舉制，從書生到秀才再到舉人、狀元，一個哪怕出身貧農家庭的人也可以通過這樣的路徑實現階層躍升。但這也意味著競爭的激烈，許多人寒窗苦讀幾十載，依然沒能考取功名。也因此，那些能夠金榜題名的人會被認為是社會中最優秀的群體之一，或者說，社會的精英。
《武林外傳》（2006）劇照。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變遷，諸多歷史觀念習俗已消失或改變，但對教育、學習的推崇依然延續至今。這背后自然有著教育是實現階層躍升的重要途徑的原因，學歷越高，社會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越大，加之每一階段的考試選拔都意味著淘汰另一批人，能通過競爭一路走到最后的自然會被認為是優秀學子。因此，普通人對高學歷的追求和崇拜也就不難理解了。
換言之，在大部分人眼中，高學歷者意味著社會精英。
實際上，現代“學歷崇拜”的發源地是西方。在美國，“學歷崇拜”可以對應“credentialism”，理解為“文憑主義”，即“以人的受教育程度作為社會優劣假設的基礎，以及評判其社會地位的指標”。顯然，在如今的社會背景下，“教育”或者說“學歷”成為人們獲取權利與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布爾迪厄（也譯作布迪厄）所言，“我們在差異化社會中注意到的社會空間的結構是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這兩個基本的分化原則的產物，因此，對文化資本分布的再生產起決定性作用，進而又對社會空間結構的再生產起決定作用的教學機構，就成了人們壟斷霸權位置而進行的爭奪的關鍵。”
《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法] 皮埃爾·布迪厄 著，楊亞平 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7月。?
布爾迪厄對國家精英的討論與他對權力、場域的思考一脈相承，他指出，學業評判是社會評價的婉轉化形式，當社會評判用看似打破階層差異的學業評價形式出現時，人的區分就變得可以接受了。因此，學業神化就是要使精英和凡人的邊界得到普遍的認同。他強調，學業制裁“能夠產生某些特殊的、被分離的、被神化的人群”，當這一部分人群和“凡人”之間分離出來的邊界獲得全社會的認可，使“他們得以被神化的差別成為公開的、人盡皆知的、得到共識的事實；并且由此轉變被錄取者的信仰，使他們認識到（并且認同）自己的特別。”
整個社會都已經認同學業可以成為區分“精英”與“凡人”的標準，“凡人”自然會認為通過“學業選拔”的“精英”是不平凡的、是優秀的、是值得贊美和學習的。我們的慕強心理在這種時候也會發揮作用，讓我們給那些高學歷群體自動加了一層光環與濾鏡，默認他們比普通人更優秀。同樣地，為了獲得那樣的光環、被其他人羨慕、贊賞、崇拜，我們自己也會嘗試努力獲取更高的學歷。
而當這種學歷崇拜轉向演藝行業時，我們可能會關注他/她是否是科班出身？曾經的文化課成績如何？與普通文化課考生相比，文化課成績能排到哪種層次。在這樣的分類與評價中，我們默認了科班出身的演員在表演技巧上得到過更系統的訓練，文化課成績好的演員對劇本的理解會更透徹，表演也就會更好，也因此，每當北電、中戲、上戲等藝術類院校傳出要提高文化課成績時，大部分網友都會表示支持。
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文化課高分與劇本理解和演繹能力之間是否可以完全畫上等號。
學歷與表演的非必然關系
學霸人設在演藝圈屢見不鮮，從明星到粉絲會從考試分數、畢業院校、學歷等各個角度來論證自己在學業評判中的表現。這一點無論在日韓，還是在歐美國家，都普遍通用。這種論證思路的邏輯是學業成績好所以更聰明、更有文化、各方面都更優秀。而這一邏輯是日常生活標準的延伸。
在生活中，大部分人對從事金融、法律等中產階層職業的人是直接默認“有文化”的，我們很難想象“絕望的文盲”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一個知名律師身上。
《文憑社會》，[美] 蘭德爾·柯林斯 著，劉冉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中產階層職業對很多人而言充滿了吸引力，但有限的崗位也意味著激烈的競爭，因此，對個體而言，應對職場招聘要求的方式，只能是獲得更多的教育。隨著這類職業對個體學歷、學位、專業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盡管這意味著會出現蘭德爾·柯林斯所說的“教育通脹”，但為了贏得工作，相關專業的學生和從業人員也只能越來越“卷”，這種“卷”就會讓我們認為能在激烈競爭中獲勝，那一定是全方位優秀的，那自然是有能力有文化的。當整個社會對優秀、能力的標準趨向統一且具體，我們也就會默認這就是真正的標準，對某一群體的向往和崇拜背后恰恰就是對這一標準的認可。
但需要注意的是，演員這一行業具有一定特殊性。某種意義上，演員是一種強調專業、技術能力的職業，他們需要在對某一角色理解的基礎上，在鏡頭中演繹出來，進而吸引和感染觀眾。表演中的哭、笑、一舉一動都需要揣摩與學習，甚至形成某種肌肉記憶，而這種能力既需要一定的天賦，也需要足夠的實踐，換言之，相較于書本知識，表演更強調經驗性。也許是因為這一點，大部分觀眾會更信任科班出身的演員，認為這些演員有足夠的學習機會，表演上的經驗也會更豐富。
《首演之夜》（Opening Night，1977）劇照。
除了表演經驗，對劇本和角色的理解能力同樣重要，對觀眾而言，“文盲”演員真正可怕的點在于很可能完全看不懂劇本、無法理解角色，這自然意味著觀眾可能會看到一場災難性的演出。
這種時候，高學歷、學霸人設似乎就能派上用場，仿佛只要有了文憑和成績單作為擔保，就不怕被評價為不理解角色。
趙麗蓉（1928年3月11日—2000年7月17日）小品《如此包裝》（1995）畫面。
可事實上，在表演面前，學歷、文憑并沒有決定性作用。趙麗蓉、王寶強等演員盡管在學歷上毫無優勢，但絲毫不影響他們成為優秀的演員，相反，另一些高學歷的演員也貢獻出過災難性名場面。顯然，演員的評判標準與我們日常中的中產階層職業并不相同，換言之，學歷、文憑、文化課成績并非演員入行的敲門磚，更不是必要條件，尤其是對如今的流量明星而言，文化水平、知識體系并不重要，似乎只要有足夠的外形魅力，滿足粉絲的幻想與資本的需求，他們就可以贏得想要的一切。在這里，知識水平只是一個加分項而非必需項。
也許正是因為學識不是演員明星必須擁有的素養，才會讓文化水平成為演藝圈的稀缺資源，見慣了腦袋空空、別字連篇、毫無常識的“九漏魚”，讀書多、會寫作、知識面廣的演員明星就會顯得格外有吸引力。
因此，我們對“絕望的文盲”的嘲諷，實際上并非是出于對他們學歷的關注，而源于一種文化崇拜。
招致不滿的“沒文化”
有意思的是，我們很難給文化一個明確的定義，雷蒙·威廉斯也是在經過長時間的研究思考后才給出了一個相應的解釋，“文化是文明的產物，文化賦予文明的精神基礎。”特里·伊格爾頓認為，文化的概念是由工業文明孕育的，“‘文化’這個詞直到19世紀才流行起來。日常經驗越是空洞、貧乏，相反地，文化的理想就會被抬得越高。物質文明變得越粗俗，文化便會顯得越崇高而脫俗。”如果從這一視角來看，正是因為物質文明“不夠高級”，我們才會對有文化的人有所崇拜。
《論文化》，[英] 特里·伊格爾頓 著，張舒語 譯，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18年11月。
由此，學歷崇拜在當下的邏輯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對崇高文化的崇拜，一個表現出文化底蘊的人是脫俗、高雅的，在一眾沉迷于“低俗”物質生活和媒介消費的人當中，這樣的人就會變得格外有吸引力。
為了得到更多人的喜歡，娛樂圈同樣有嘗試過立“有文化”人設的演員明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或擺拍各種書的照片，證明自己讀書了；或摘錄各種語錄抒發感想；又或者在訪談中故作深沉以表現自己有思想——盡管訪談內容漏洞百出、完全不通。這些明星努力讓自己顯得有文化，以滿足自己與受眾的文化崇拜心理，卻在最后紛紛以翻車告終，再次證明內娛遍布“絕望的文盲”。
《我是路人甲》（2015）劇照。
不過，大眾這次對明星文化水平的討論更多的并不是為了證明他們有多“沒文化”，而是在討論，這些占據了大量流量的明星藝人，為何拿著這么高的收入，卻連最起碼的工作都做不好。這些明星主演著大量作品，擠壓了許多優秀卻不那么有名氣演員的空間，最后交予觀眾的只是一部部只有粉絲能看下去的作品。與其說觀眾無法忍受明星“沒文化”，不如說大眾已經厭煩了許多明星的“德不配位”。
實際上，并不是只有現在的演員明星文化水平低，張柏芝會寫的漢字都有限，連“弓箭”都寫錯過，周迅更是直接說自己不愛讀書，但我們并不會指責她們不配做演員，更不用說她們是“文盲”。這種不同標準的前提是本職工作的完成度，張柏芝、周迅的表演能力與成就毋庸置疑，可如今被嘲笑為“文盲”“九漏魚”的明星們，演技不合格不說，就連日常的綜藝、采訪都頻頻出錯，甚至發個微博都可能鬧出離譜的笑話。正如生活中我們會厭煩那些基本工作都做不好的同事，面對明星，我們也無法喜歡連最起碼的敬業都做不到的人。
內娛流量明星過高的收入，也使得他們實際的文化能力讓人難以接受。盡管職業演員、明星的出現已有一定的歷史，但明星與普通人生活的差異從未如此大。以對“絕望的文盲”不滿的年輕人為例，他們苦讀十幾載，之后可能還要經歷考研、考博、考公、求職，在學歷、文憑、技能上“卷生卷死”，再之后也許還面臨著“掏空六個口袋”的房價、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然疲憊不堪，而當感受到的只有重重負擔時，看到連基本的文化常識都不過關的明星可能日入“208萬”，恐怕誰都無法保持心態平和。
或許，在“絕望的文盲”正在想辦法如何擺脫“沒文化”的印象時，這些年輕人還在為如何變得“有文化”通過考試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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